曾国藩（ ～ 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

曾国藩（1811～1872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，但也是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。曾国藩所处的时代，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转向没落的转折时期，内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外有西方列强虎视眈眈。他在家乡湖南拉起了湘军，力挽狂澜，为清王朝平定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被封为一等侯爵，称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。曾国藩作为“同治中兴”的核心人物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

曾国藩不仅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在学术上也造诣颇深。曾国藩一生能有如此大的成就，一方面是时势造英雄，另一方面也和他的读书治学有着莫大的关系。他指出：“盖真能读书者，良亦贵乎强有力也”。据史料记载，曾国藩少年时代就胸有大志，每日刻苦攻读，足不出户，曾经在一年之内将《二十三史》通读一遍，而且圈点甚多。考中进士后，他仍读书不辍，坚持每日清晨即起，习大字一百，然后温经读史，从不间断。

曾国藩拜清代著名理学大师唐鉴为师，他曾向唐鉴请教读书和修身的方法。唐鉴向来服膺程朱之学，因此唐鉴告诉曾国藩读书应以朱子为正宗，然后专攻一种经书，如能通一经，则其他经书皆可触类旁通，如此则可事半功倍。若急于求成，企图短时间内全都搞清楚，往往欲速则不达，结果连一种都不通，事倍功半。曾国藩按照唐鉴的教导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若一书未完，绝不读其他书。而且每天都写读书心得，坚持静坐，以回忆当天所学，坚持创作诗文，学以致用。

曾国藩在治学观念上继承和发扬了儒家“经世致用”的传统。在他看来，“古之学者，无所谓经世之术也，学礼焉而已”。他主张经世致用，在治学上就是要把学问落到实处，不但要强调义理所在，更要追求“格物”、“诚意”的效果。另外，曾国藩也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治学方法。第一，强调要专精一业，专攻一门学问，他说：“凡专一业之人，必有心得，亦必有疑义。”一经若通，则其余自可触类旁通，互相印证。第二，他说：“求业之精，别无他法，日专而已矣。”他坚持每日读、看、写、作，四者缺一不可。

评述

朱熹：此句之上别有阙文，此特其结语耳。右传之五章，盖释格物、致知之义，而今亡矣。此章旧本通下章，误在经文之下。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 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惟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 。”

曾国藩一生用功甚勤，严于律己，始终强调把学问落到实处，刻苦钻研，即使作战或者政务繁忙也从不荒废学业。

点　评

荀子《劝学》中说：“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”治学之道，犹如行路，一定要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。其关键在于由少及多，不断积累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曾国藩治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落到实处，主张专攻一经，循序渐进，一经若通，则其他经书自然就可以触类旁通。这种治学方法可谓知道根本，不像我们平时读书，总想着一口吃成大胖子，结果总是消化不良，反倒经常事倍功半，收获不大。正如曾国藩所说：“不可兼营并骛，兼营必一无所能矣”，如果急于求成，想一下子将全部经书都弄通，那就会一种经书也弄不通，半途而废。